DSE 文言文篇章
《國策序・道法與流俗（節錄）》語譯、字詞及 DSE 文言文練習
曾鞏一面批評劉向替戰國游士作情勢辯護，一面區分不變的立本之道與隨時適變之法；末段再回答邪說之書為何仍應保存，使史料、批判與禁戒形成同一條論證。
《國策序・道法與流俗（節錄）》原文
敘曰：向敘此書，言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；及其後，謀詐用，而仁義之路塞，所以大亂，其說既美矣。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，度時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；則可謂惑於流俗，而不篤於自信者也。夫孔、孟之時，去周之初已數百歲，其舊法已亡，舊俗已熄久矣；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，以謂不可改者，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？亦將因其所遇之時，所遭之變，而為當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變固殊，其法固異，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嘗不同也。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蓋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豈好為異論哉？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。戰國之游士則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樂於說之易合。其設心注意，偷為一切之計而已。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，言戰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勝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勝其失也。卒至蘇秦、商鞅、孫臏、吳起、李斯之徒，以亡其身；而諸侯及秦用之者，亦滅其國。其為世之大禍明矣，而俗猶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時適變，為法不同，而考之無疵，用之無弊。故古之聖賢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：「邪說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絕之。則此書之不泯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君子之禁邪說也，固將明其說於天下，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，然後以禁則齊；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，然後以戒則明，豈必滅其籍哉？放而絕之，莫善於是。是以孟子之書，有為神農之言者，有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於此書之作，則上繼春秋，下至楚漢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之間，載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廢也。」
出處：曾鞏《戰國策目錄序》
《國策序・道法與流俗（節錄）》白話語譯
劉向替《戰國策》作序，說周代早期彰明教化、修整法度，所以大治；後來權謀詐術盛行、仁義道路堵塞，所以大亂，這說法本來很好。可是他最後又說戰國謀士只是估量當時君主能接受甚麼，不得不如此，曾鞏便批評他受流俗迷惑、對自己的正確判斷不夠堅定。孔孟距周初已有數百年，舊法舊俗早已消失；他們闡明先王之道，並非強迫後世君主做當時不可能的事，而是按所處時勢制定當世可行的法，使它不失先王意旨。歷代治理的具體變化和法制可以不同，但治國的根本目的、本末先後並無不同。法用來適應變化，不必全同；道用來確立根本，不可不一。孔孟只是能不苟且隨俗，並非愛立異論。戰國游士卻不相信道，只喜歡容易迎合君主的說法；他們只作臨時權宜計策，談詐術之便而隱瞞失敗，談戰爭之利而遮蔽禍患。即使短期有利有得，始終害大於利、失大於得，最後謀士亡身、採用者亡國，世俗仍沒有人醒悟。先王之道則能隨時變法而保持根本，經考驗沒有毛病、實行沒有弊害。有人問：邪說損害正道，應排斥斷絕，怎可讓《戰國策》不消失？曾鞏回答，真正禁邪說要把它公開說明，使當世知道不可跟從、後世知道不可再做；不必毀滅書籍。孟子也記下神農、墨子之說再加批判。況且《戰國策》記錄春秋以後至楚漢興起二百四十五年的行事，本來就不能廢掉。
DSE 閱讀重點
讀這篇時要留意甚麼
一本書記滿錯誤主張，銷毀它未必比公開辨明更能防錯。
篇章脈絡
曾鞏一面批評劉向替戰國游士作情勢辯護，一面區分不變的立本之道與隨時適變之法；末段再回答邪說之書為何仍應保存，使史料、批判與禁戒形成同一條論證。
主要能力
- 內容理解
- 論證思維
- 文言句式
- 字詞語譯
練習方法
先用自己的話重述事件與轉折，再核對原文證據。完成後才看逐題解析，記下最初判斷和原文線索之間的差距。
先按句中語境理解
以下字義只用作閱讀支援；真正作答時仍要回到完整句子判斷人物、語氣和因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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