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齊書目錄序・良史四長（節錄）》語譯、字詞及 DSE 文言文練習

我們因而校正其中的訛誤，並為它敘列篇目，寫道：想拿是非得失、興衰治亂的緣故來作為鑑戒，就必須把史書託付給得當的人，然後才能流傳久遠，這就是史書之所以要撰作的原因。然而所託付的人不得其當，那麼就會有的失去原意，有的紊亂事實，有的剖析事理不通透，有的措辭不善，所以即使是特殊功勳、美善德行、非常的事跡，也將湮沒而不顯明，抑鬱而不得發揚，而那些凶頑奸詐、奸邪凶惡之徒的形貌，卻可以僥倖被掩飾。嘗試論述這個道理：古時所謂良史，他的識見必足以周知萬事的道理，他的所學之道必足以適合天下之用，他的智慧必足以通曉難以知曉的意旨，他的文辭必足以表達難以顯豁的情實，這樣然後才稱得上勝任其職。憑甚麼知道是這樣呢？從前唐堯虞舜有神明的天性、精微的德行，使遵行的人不能知曉其所以然，知曉的人不能說出其名目，以此作為治理天下的根本。號令的發布、法度的設立，言辭極為簡約，體制極為完備，作為治理天下的工具，而作《堯典》《舜典》的人把它推闡明白。所記載的哪裡只是事跡呢？連同其中深微的意旨也一併傳下來，小大精粗沒有不詳盡的，本末先後沒有不明白的。使誦讀其說的人像親處那個時代，探求其旨意的人像親見那個人。這能不說是識見足以周知萬事之理、所學足以適天下之用、智慧足以通難知之意、文辭足以發難顯之情嗎？兩漢以來，作史的人離這標準就遠了。司馬遷在五帝三王去世數千年之後、秦火之餘，憑藉散亡殘缺的經書，以及傳記百家之說，一點一滴地搜集，來編集記載善惡的事跡、興廢的端緒，又自創體例，作為本紀、世家、八書、列傳的文章，這也可謂奇才了。然而違害天下聖人法度、是非顛倒而採錯謬亂的地方，難道還少嗎？這能不說是識見不足以周知萬事之理、所學不足以適天下之用、智慧不足以通難知之意、文辭不足以發難顯之情嗎？三代以後，作史的人像司馬遷那樣的文章，也不能不說是俊異偉出的奇才、非常之士了。然而仍說他識見不足以周萬事之理、所學不足以適天下之用、智慧不足以通難知之意、文辭不足以發難顯之情，為甚麼？因為聖賢的高深意致，司馬遷本來就有不能完全通達其情而顯現於後世的地方，所以不能給他良史之稱。司馬遷的得失尚且如此，何況其他人呢！史書是用來闡明治理天下之道的，所以作史的人也必須是天下之才，這樣然後才稱得上勝任其職。怎麼可以輕忽呢！怎麼可以輕忽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