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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策序・道法与流俗(节录)》语译、字词及 DSE 文言文练习
曾巩一面批评刘向替战国游士作情势辩护,一面区分不变的立本之道与随时适变之法;末段再回答邪说之书为何仍应保存,使史料、批判与禁戒形成同一条论证。

《国策序・道法与流俗(节录)》原文
叙曰:向叙此书,言周之先,明教化,修法度,所以大治;及其后,谋诈用,而仁义之路塞,所以大乱,其说既美矣。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,度时君之所能行,不得不然;则可谓惑于流俗,而不笃于自信者也。夫孔、孟之时,去周之初已数百岁,其旧法已亡,旧俗已熄久矣;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,以谓不可改者,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?亦将因其所遇之时,所遭之变,而为当世之法,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,其变固殊,其法固异,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,本末先后,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如是而已。盖法者,所以适变也,不必尽同;道者,所以立本也,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,岂好为异论哉?能勿苟而已矣。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。战国之游士则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,而乐于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,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,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,莫不有利焉,而不胜其害也;有得焉,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,以亡其身;而诸侯及秦用之者,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,而俗犹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,因时适变,为法不同,而考之无疵,用之无弊。故古之圣贤,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:“邪说之害正也,宜放而绝之。则此书之不泯,其可乎?”对曰:“君子之禁邪说也,固将明其说于天下,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,然后以禁则齐;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,然后以戒则明,岂必灭其籍哉?放而绝之,莫善于是。是以孟子之书,有为神农之言者,有为墨子之言者,皆着而非之。至于此书之作,则上继春秋,下至楚汉之起,二百四十五年之间,载其行事,固不可得而废也。”
出处:曾巩《战国策目录序》
《国策序・道法与流俗(节录)》白话语译
刘向替《战国策》作序,说周代早期彰明教化、修整法度,所以大治;后来权谋诈术盛行、仁义道路堵塞,所以大乱,这说法本来很好。可是他最后又说战国谋士只是估量当时君主能接受什么,不得不如此,曾巩便批评他受流俗迷惑、对自己的正确判断不够坚定。孔孟距周初已有数百年,旧法旧俗早已消失;他们阐明先王之道,并非强迫后世君主做当时不可能的事,而是按所处时势制定当世可行的法,使它不失先王意旨。历代治理的具体变化和法制可以不同,但治国的根本目的、本末先后并无不同。法用来适应变化,不必全同;道用来确立根本,不可不一。孔孟只是能不苟且随俗,并非爱立异论。战国游士却不相信道,只喜欢容易迎合君主的说法;他们只作临时权宜计策,谈诈术之便而隐瞒失败,谈战争之利而遮蔽祸患。即使短期有利有得,始终害大于利、失大于得,最后谋士亡身、采用者亡国,世俗仍没有人醒悟。先王之道则能随时变法而保持根本,经考验没有毛病、实行没有弊害。有人问:邪说损害正道,应排斥断绝,怎可让《战国策》不消失?曾巩回答,真正禁邪说要把它公开说明,使当世知道不可跟从、后世知道不可再做;不必毁灭书籍。孟子也记下神农、墨子之说再加批判。况且《战国策》记录春秋以后至楚汉兴起二百四十五年的行事,本来就不能废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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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书记满错误主张,销毁它未必比公开辨明更能防错。
篇章脉络
曾巩一面批评刘向替战国游士作情势辩护,一面区分不变的立本之道与随时适变之法;末段再回答邪说之书为何仍应保存,使史料、批判与禁戒形成同一条论证。
主要能力
- 内容理解
- 论证思维
- 文言句式
- 字词语译
练习方法
先用自己的话重述事件与转折,再核对原文证据。完成后才看逐题解析,记下最初判断和原文线索之间的差距。
先按句中语境理解
以下字义只用作阅读支援;真正作答时仍要回到完整句子判断人物、语气和因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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